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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如何看待華為事件的現在與未來?

發布時間:2019-05-28 10:13:40 來源:品牌公關部 瀏覽次數:

    自任正非開始接受媒體公開采訪以來,關于中美貿易沖突、關于華為的熱議可謂此起彼伏。特別是華為“備胎芯片”轉正消息傳出后,很多人都認為,一定是華為如今的發展到了影響美國經濟利益的程度。但實際上,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且并非一時沖動。

    近日,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對此次“華為事件”進行深入分析。他認為,如今我們所看見的這些不斷演變的現象,背后都有一個共同實質:中美戰略性利益沖突。文中,郭斌由表及里,指出了中美貿易沖突背后美國短期和長期的遏制策略,并結合中國國情,提出應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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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郭斌

 

如何看待華為事件的現在與未來?

郭斌/

    從2018年的中興通訊事件,到2019年華為受到的一系列來自美國政府的打壓,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西方公司(例如谷歌的安卓系統、ARM公司)暫停對華為業務的技術支持,已經日益讓中國人意識到——中美之間貿易沖突存在著不斷升級的可能性,且這種沖突也出現了一些以往中國所未曾面對的新的形式。

    那么,如何來看待這一系列圍繞著中美貿易沖突而產生的事件和現象?

    人類的歷史,對于那些身處其中的人們而言,我們首先看到的或許是那些不斷發生的事件和細節。然而,這些不斷發生的事件很多時候并非相互獨立的。這些事件如同那些在時間畫布上離散分布的點,只有把這些點逐漸連成線條之后,才能逐漸形成完整的圖景。

    事實上,美國政府對華為公司的打壓并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自2008年華為聯合貝恩資本收購美國3Com公司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否決開始,華為盡管做過很多試圖進入美國市場的嘗試和努力,但最終都因為美國政府的行政干預和壓制而無法實現。而且,我們如果想要看清楚某一個事件的意義,往往需要將這個事件嵌入到它的大背景中,才能更為清晰地看到這個事件背后的含義。

    1、中美貿易沖突的實質:戰略性利益沖突而非單純經濟利益沖突

    中美貿易沖突,雖然從字面上我們看到的核心詞是“貿易”,但究其本質而言,核心并非貿易沖突。

    因為貿易沖突仍屬于經濟利益沖突范疇,可以通過利益的交換和妥協來消除或者緩解。

    然而,中美之間貿易沖突只是外表,其實質是中美之間的戰略性利益沖突,也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已經被美國政府視為對其主導地位的威脅和挑戰。(有興趣的可以回顧我之前的一篇文章:為什么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

    從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系列對于中國的指責,以及發布的一系列與中美貿易沖突議題相關文件來看,這樣的四個關鍵詞組——產業政策、國有企業、技術與知識產權、中國制造2025,多次反復出現。(大家可參閱:中美大使在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再次交鋒(中英文實錄2018-07-28

    美國在指責中國時對這些關鍵詞組的運用固然有其立場,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的闡述也有其背后的考慮,不過這些關鍵詞組為何會頻繁地提及?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重要的信息往往不在對這些核心議題的闡述文字表面上,而是來自為何要反復強調這些關鍵詞組;其次,對于這些關鍵詞組,重要的意義來自它們的組合,而不僅僅是來自它們各自本身的含義。換言之,以往在解讀這些議題的含義時,我們常常會把這些關鍵詞分開來看。然而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果把這些關鍵詞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什么?

    真正的含義來自于“產業政策、國有企業、技術與知識產權、中國制造2025”的交集。

    我們知道,中國在過去這些年的快速發展帶有典型的技術追趕情境特點,也就是中國制造業并不僅僅在提升自身在產品市場中的份額,而且正在不斷努力提升自身的技術能力。而隨著中國受益于全球化,已經深度融合到全球產業價值鏈當中,這個情境使得中國制造業一方面需要這個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支撐、與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參與者形成密切的合作關系。同時,隨著能力的增強以及在產業鏈中核心環節的移動,不可避免地與全球尤其是西方的產業價值鏈參與者展開競爭。

    日本和韓國的產業追趕歷史經驗表明,在后發國家的快速追趕過程中,政府需要擁有強有力的產業政策工具,來有效地實施其產業追趕與技術追趕,以及實現本國產業在全球產業博弈中獲取有利地位的目標。日本的keiretsu(例如三菱等大型產業集團)和韓國的kaebol(例如三星),作為政府重要的產業政策工具,與政府產業政策的實施存在著密切關系,在日本和韓國的產業追趕和技術追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用這兩個關鍵詞——keiretsukaebol,查找到大量的研究文獻,大多都與產業政策或產業追趕情境有關。

    毋庸諱言,對于中國而言,國有企業和一些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大型企業,既是重要的產業政策實施工具,也是中國重要的全球產業博弈的工具。作為這樣的產業追趕政策工具或是參與全球產業博弈的工具,它需要具備兩個重要的前提條件:能力維度上,有足夠的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來參與;動機維度上,作為產業追趕和博弈工具在技術發展中需要付出成本、承受代價,然而收益卻具有很強的溢出性,也就是本土其他企業將大量從中獲益卻不需要為此直接付出成本。事實上,在過去的中國發展過程中,作為整體而言,在本國企業當中,符合上述兩個方面條件的只有大型國有企業或是那些在全球價值鏈中已經獲得一定地位的大型企業。其他企業,或是缺乏足夠的實力來參與,或是缺乏足夠的動機來參與。

    美國真正的擔憂,并不是中國企業在一些產品市場上逐漸建立起來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在那些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優勢的產品門類),而是中國企業在產業鏈的底層也就是技術鏈上不斷建立的能力,這將導致美國在一些涉及美國核心利益的產業主導權上面臨來自中國的挑戰。以中國制造2025為目標,中國政府以國有企業作為政策工具來實施產業政策,以達成在這些重要的核心技術領域構建其在技術和知識產權上的全球競爭優勢。這樣的設想毫無疑問會被美國視為對其核心利益或者說戰略性利益的巨大挑戰,甚至是現實威脅。而我們中國方面不可能將自己的競爭力僅僅局限在那些低端的價值鏈環節,因為這不符合中國自身的戰略利益。

    2、產業價值鏈:制造鏈與技術鏈的差別

    在全球化時代,那些在產品市場占據優勢地位的國家或公司都會在所在產業逐漸形成自己的產業價值鏈,這些產業鏈一方面與其他國家的產業價值鏈存在著共享和合作環節,另外一方面也存在著產業鏈與產業鏈之間的競爭關系。產業價值鏈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呈現形態,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制造鏈”和“技術鏈”。

    制造鏈是更為顯性的,它以產品形態為最終產出,主要體現在技術的應用層;所有制造鏈的參與者在分工基礎上形成合作關系,并最終依據各自在整個制造鏈中的溢價能力來進行利益的分割。而技術鏈則較為隱性,因為產品背后涉及到大量的底層技術,與產品架構、部件、設計與生產密切關聯(就像我們在華為事件中看到的操作系統、芯片設計等);并且與產品市場中相對離散的參與者格局不同,在技術鏈的底層,由于技術門檻很高,核心的技術或者能力是控制在少數參與者手中。

    就此而言,國家層面的產業鏈視角與企業層面的產業鏈視角存在著差異性。這主要體現在:

    在企業層面,常規意義上作為產品提供者或者說系統整合者,它們不需要在整個產業鏈(不論是制造鏈還是技術鏈)上擁有完整的能力。因為對于它們而言,基于專業化分工的方式來整合自身以及外部的資源和能力,是更合理的選擇,由此來保持效率和柔性的最佳平衡。

    但在國家層面,出于產業安全的考慮,僅僅擁有在制造鏈上的優勢是不夠的,這一點正如中國現在所面對的一系列由于中美貿易沖突升級所帶來的產業可持續性問題。從長遠來看,國家之間的產業鏈競爭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技術鏈而不是制造鏈。

    事實上,在制造鏈方面,中國在過去40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逐漸建立起了明顯的優勢,這主要體現在:

    在很多產業,中國已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產業制造鏈,在制造鏈上擁有一些大型的系統集成企業,而在整個制造鏈上多個環節擁有眾多離散的優勢制造能力。

    也就是說,中國制造在制造鏈能力分布上已經具備了來自于廣度和深度兩方面的一些優勢,在很多產業領域中美之間在制造鏈上的差距正在不斷縮短。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制造業在技術鏈上的優勢不論是廣度還是深度,距離歐美國家都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距,這反映在技術鏈的基礎性核心技術、底層架構設計、工業計算軟件、無法替代的關鍵核心設備上中國制造業整體上還存在著很多短板;

    同時,盡管在產品市場中,中國公司有不少已成為在全球市場上擁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但它們在技術鏈底層上卻往往受制于人,在底層上也缺少足夠數量的具有競爭力甚至是控制力的公司。

    3、美國的短期與長期遏制策略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美國在中美貿易沖突中采取的遏制策略是有系統性考慮的,并非是一時沖動之舉。其遏制策略表現出如下的特征:

    圍繞國際貿易的遏制策略與圍繞產業鏈的遏制策略是并行的;圍繞國際貿易關系展開的遏制是整體性的,而圍繞產業鏈的遏制是定向性的;并且定向性的產業遏制策略相比圍繞國際貿易關系的遏制策略,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在產業鏈遏制策略上,則體現出如下特點:

    1)在產業選擇上,主要針對那些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全球市場競爭能力、具有相對較大規模的全球市場覆蓋和經濟規模、對于未來的產業技術發展趨勢非常重要的產業領域。

    2)在遏制對象上,更類似于“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主要針對行業中的中國領先企業,而非針對整個行業內的中國企業展開無差別的打擊。這樣既可以實現其遏制目的,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中國制造在全球的產業鏈融入而對美國企業產生過大沖擊。

    3)在動用的手段上,以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為由、以技術鏈底層技術出口限制為主要手段;其次是以美國長臂管轄為基礎的海外反賄賂、違反禁運以及國際貿易中的反傾銷等政策手段;以及在更長時期以侵犯知識產權為由進行的訴訟和壓制。

    當前階段我們之所以看到在華為事件中第一種手段成為主要方式,是因為這個手段只需要非常含混的理由,易于實施。例如美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夠找到證據來證實華為的設備存在著所謂的“后門”,但事實上一直未能如愿,也無法提供真實的證據。所選擇的理由目前來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莫須有”。相較而言,知識產權的主體是企業,因此以知識產權為由的遏制策略在實施上需要美國公司的配合,且靈活性和可操縱性上略微有些欠缺。

    在中美貿易沖突中,美國的長期目標是遏制中國在技術鏈上的崛起。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在中美雙方談判中的關注重點會放在要求中國政府放棄“中國制造2025”、消解國有企業的存在以及減少對一些關鍵技術領域發展的政策性支持。

    4、中國的應對策略

    基于前述討論,我們可以把中美之間的產業博弈劃分為四個方面:產品市場、制造鏈的效率與完備性、技術鏈的廣度、技術鏈的底層核心。

    產品市場方面,中國制造在很多產品領域的市場份額上具備了一些優勢;而這個方面的產業博弈主要體現在,美國將會試圖減少美國在特定產業領域的貿易逆差以及增加出口。

    在制造鏈的效率和完備性這個層面上,中國也已建立起了一些優勢,所以在中美產業博弈當中成為一個可以利用的優勢基礎。

    然而,中國制造在技術鏈的廣度和技術鏈的底層核心(或者說深度)上,目前尚與美國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距。這種差距一方面是由于美國自身所擁有的技術鏈廣度和深度優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國的綜合實力使得它獲得了在全球技術鏈廣度和深度上的控制力及影響力,美國正是因這兩個方面的優勢而在技術鏈上獲得了相對于中國的明顯優勢。

    事實上,華為在整個被美國政府針對性的打壓過程中顯得非常孤獨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制造在技術鏈上非常缺少分布在各個核心點上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強大公司。這使得華為公司被迫在整個產業技術鏈上展開多點應對,這種以個體力量來應對多重沖擊的情況使得華為進入到一個非常不對等、也不公平的博弈競爭中。

    為了降低在技術鏈上的劣勢對于中國在中美產業博弈中的被動和不利局面,我們需要充分地運用這樣一些優勢:

    1)中國自身是全球最大的單體市場之一,這既可為中國企業提供生存所需要的規?;A,也可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產業鏈當中;

    2)完備而高效的制造業產業鏈,在非極端情況下具備在全球市場競爭的成本與性價比優勢;

    3)強大的政府資源動員能力,可以為那些存在著較高進入門檻、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的技術領域提供初始條件,進而運用市場機制來發展技術系統。

    所有這些優勢的利用,都以一個明確的目標為依歸,那就是緩沖甚至是消除技術鏈廣度和底層核心上存在的劣勢。

    在此過程中,中國制造業不但不應當以一種對抗的心態來面對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西方企業,恰恰相反,中國制造業應該更為積極主動地擁抱全球化,并更大限度地融入到全球產業鏈中。這意味著,在中美貿易沖突的宏觀層面反制上,盡量采用反應式的對等原則,針對具有對等性的行業,而不以特定的美國公司為反制對象(除非這個或這些美國公司觸及中國國家利益這條底線)。

    中國民眾也應避免情緒化地反對美國產品與美國企業。在這一方面,華為任正非先生已經為此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因為我們不能孤立于世界,應該融入世界。我們和美國公司之間的友好是幾十年形成的,不是一張紙就可以摧毀的。……他們能獲得批準的話,我們還是會保持跟美國公司的正常貿易,要共同建設人類信息社會,而不是孤家寡人來建設信息社會。”2019521日任正非答媒體問

    對于中國人而言,我們在文化上一直有這樣的傳統精神:以寬廣的胸懷來對待你的競爭者;因為,他們是你的競爭者,但并非你的敵人。

    從國家和產業層面,需要對一些重要的產業領域進行制造鏈和技術鏈分析,尤為關鍵的是確定我們目前在技術鏈上的短板,以確保產業安全性。

    基于技術鏈而非價值鏈對產業安全性進行的分析,將會成為產業政策思考的一個重要角度。而針對技術鏈上的短板,需要采取產業政策與市場機制結合的方式支持一些second best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在技術鏈的底層技術領域上。這些我們稱之為second best的“備胎”技術,它們存在的最大意義并不完全是最終在市場中成為實際應用的技術或產品,而是讓我們在全球產業博弈中擁有替代選項和博弈籌碼。因此,在技術領域選擇上,主要要針對的是重要產業領域內的技術鏈底層,而不是中國以往產業政策中單純強調的國產化或是進口替代。

    在常規的競爭情境下,我們仍然需要充分利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合作,來獲取效率優勢和共贏機會。在支持方式上,產業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底層技術發展的早期以及一些存在著“囚徒困境”的核心技術領域,而在這些情形之外仍然需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

    需要指出的,在技術鏈底層發展的早期,由于技術門檻的存在,以及后發者在用戶規模上存在的顯著劣勢,會使得后發者在與成熟主導企業的競爭過程中,很難純粹依靠市場機制同時越過技術(質量)和價格(成本)的雙重門檻。這也是產業政策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企業而言,“業務連續性”將會成為中國不斷崛起的那些領先公司在戰略層面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華為公司如果不是在多年前就居安思危地考慮在操作系統和芯片上做技術準備,那么在最近的一系列壓制中只怕早就步入業務停擺的困局。

    盡管華為公司在未來的前路上,將會因中美貿易沖突的大時代背景而面臨巨大挑戰,其通向未來的旅程也難免坎坷。不過,這也是這個時代賦予華為的一份獨屬于它的驕傲。我們相信,正如尼采所說過的那句話:What doesn't kill them makes them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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