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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鋼:別再用“還原主義思維”理解創新

發布時間:2019-06-17 15:15:17 來源:品牌公關部 瀏覽次數:

    “現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這么發達,未來我們只要努力把人的思維還原成一系列算法,機器換人,就能實現源源不斷的自動創新了。”對于“創新”,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這樣的理解。相比容易受情緒、智商、環境等影響的人類來說,機器似乎更靠譜。

    但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張鋼卻認為,這是典型的還原主義思維,創新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在他看來,要理解復雜的創新,需要找到貫穿其始終的“觀念之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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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張鋼

 

創新的文化之源(壹)

    在如今這個“人人談創新”的時代,說起“創新”,恐怕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但對高校師生而言,談“創新”,還是應回歸經典。在德魯克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創新被認為是新思想的第一次商業化或社會應用過程。按照這樣的理解,創新至少包括四方面內涵。

    1、“創新”的四方面關鍵內涵

    第一方面關鍵內涵是“新思想”。沒有“新思想”,創新可能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無論是關于廣義技術上的“新思想”,還是關于廣義管理上的“新思想”,一旦實現商業化或社會應用,就成了通常所說的技術創新或管理創新。而“新思想”中“新”的程度,也就決定了這種創新是原始創新、集成創新,還是漸進創新。 

    當人們對“新思想”進行深度挖掘、思考,并對構成“新思想”的不同成分進行組合時,實際上便意味著展開了對創新的類型、性質和程度的全新理解。

    “新思想”是創新的源頭,但僅有“新思想”還不能說是創新,創新一定要實現“新思想”的商業化或社會應用才行。因此,“商業化或社會應用”就成了創新的第二方面關鍵內涵。這個關鍵內涵表明,往往只有一部分新思想可能滿足市場或社會的需要,從而產生市場或社會價值。而在從新思想到市場或社會價值的轉化過程中,管理者、企業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中介者”角色。

    第三方面關鍵內涵是“第一次”。新思想必須是“第一次”實現商業化或社會應用,才叫創新,但也因為是“第一次”,創新在產生巨大收益的同時更意味著巨大風險。這就非??简灩芾碚叩钠髽I家精神,因為正是企業家精神決定著管理者是否愿意為追逐巨大的市場或社會價值而承擔巨大風險。

    當然,要實現新思想的第一次商業化或社會應用,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經歷一個復雜、艱辛甚至漫長的過程。因此,“過程”也就成為創新的第四方面關鍵內涵。正是這個關鍵內涵,要求人們必須從戰略的角度來理解創新。面對創新,需要“風物長宜放眼量”。也就是說,一個組織要想走通“新思想的第一次商業化或社會應用過程”,就必須具備戰略思維。

    2、用還原主義思維,難以理解復雜的創新現象

    基于創新的四方面關鍵內涵,不難發現,創新是一個跨層次、跨領域的復雜系統。

    其中,既有微觀的個體和團隊層次,又有中觀的組織和組織間層次,還有宏觀的市場和社會層次,同時也包括不同學科的知識領域以及各種細分的市場領域、產業領域和相關政策領域。

    那么,面對創新這樣一個跨層次、跨領域的復雜系統現象,人們應該怎么去理解、研究和實踐呢?

    以往人們習慣的是一種還原式或者稱為還原主義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人們習慣于對創新進行化繁為簡、層層分解,把創新這個跨層次的復雜系統現象一步步分解到微觀的個體層次上,因此得出一個結論:創新的關鍵是“人才”;接著,再把創新這個跨領域的復雜系統現象一點點歸并到市場價值上,而市場價值總可以還原為“錢”,因此又得到另一個結論:創新離不開“錢”。

    這樣一來,創新便被還原為兩個要素——“人才”和“錢”。但即便是對“人才”這個要素,人們更關心的往往也是“才”而不是“人”。既然“才”可以還原為對“新技術”或“新知識”的擁有,那么,“人才”也就可以用“新技術”來替代了。 所以現實中,人們更傾向于關心創新中的新技術和資金來源也就不足為怪了。

    人們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有了錢,就能買來新技術,就能順利完成創新這個復雜過程”;甚至有人在憧憬:只要不斷把錢投入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中,總有一天可以把“人才”的思維和思想還原成一系列算法,從而實現“機器換人”,到那時,創新豈不就成了一個源源不斷的自動實現的活動嗎? 

    從根本上說,這種關于創新的還原主義思維方式的理解,就是想用要素層次上的原理和法則,去解決整體層次上系統現象的重構及其發展趨勢的預測問題。而這種還原主義思維方式的始作俑者,并不是管理學,而是物理學。

    根據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勞克林的觀點,在過去的幾百年發展中,物理學基本奉行的就是還原主義。

    在還原主義思維方式下,看得見的物質是由看不見的分子構成,因而只要理解了分子層次上的規律,就能理解物質;而分子又是由原子構成,只要能打開原子的結構、理解了原子的性質,就能理解分子;原子則是由各種各樣的基本粒子構成,只要能認識這些基本粒子的性質及其規律,也就能理解原子。

    人們在接受以物理學為代表的科學知識的同時,也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種還原主義的思維方式;在理解諸如創新這種復雜的跨層次、跨領域的現象時,人們也許更容易有意無意地使用這種還原主義思維方式。 

    但是,物理學家今天卻在深刻反思這種還原主義思維方式。

    羅伯特.勞克林在《不同的宇宙》這本書中指出,物理學正在經歷一場由還原主義到突現或涌現(Emergence)論的革命。比如,當微觀層次上的基本粒子聚集到一定數量,成為一個宏觀層次上的現象時,就不能再使用微觀層次上的法則對這種宏觀現象進行解釋和預測。

    宏觀現象是一個突發或涌現的結果,它服從的是宏觀層次上的規律。“物質自發地在集體層次上獲得了一種性質或偏好,它們不能用基本法則本身來表達。”這就是“對稱破缺”的概念。

    舉一個也許更通俗、但不一定恰當的社會現象的例子。每個人的大腦總是思緒萬千,每個人的行為也好像千差萬別,但是,一旦來到了這個偌大的會議室,人們的思維和行為好像立刻又變得如此一致了。這時,用個體的思維和行為特征及模式,能推斷整個會場的氛圍和變化趨勢嗎?

    在當下,即使要針對某一個人的行為表現進行推斷,單用他自己的思維和內在生理特征,恐怕也很困難,因為這時候他更多受到的是整個會場的氛圍和集體行為特征的影響。這可能屬于社會系統中的“對稱破缺”吧。

    遺憾的是,在現實中,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把握住了構成要素的特征,就能夠理解整體,甚至可以從構成要素出發,來人為地設計整體。這樣的想法,或許在管理者身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一個團隊或一個組織的管理者,總覺得“我的想法就應該是團隊或組織的想法,也應該是我所能控制的更大范圍內的社會領域的想法”。這似乎表明,管理者更容易受到還原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

    3、理解創新,要從文化入手

    要深入理解創新這個跨層次、跨領域的復雜系統現象,人們可能需要轉換一下思維方式。借鑒突現或涌現論的思維方式,或許能夠幫助人們更恰當地理解創新。

    人是宏觀的觀察者,卻能夠認識微觀世界和宇觀世界,這要感謝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個神奇媒介——光子,它把宏觀、微觀和宇觀聯系了起來,并讓人們慢慢理解了自然系統的突現或涌現特征。

    做一個或許不太恰當的類比,人們要想理解創新這種復雜系統,也必須找到一個能把微觀、中觀、宏觀層次聯系起來的、像光子一樣的東西。

    那么,對社會系統來說,類似于自然系統中光子的東西是什么呢?答案是文化。

    文化的核心在于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在微觀個體層次上,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深受自我內在價值觀的影響,而一個團隊之所以成為團隊、一個組織之所以成為組織、一個社會之所以成為社會,也離不開價值觀的共識和行為規范的兼容性。

    在漢語語境下,一提到“文化”,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易•賁卦•彖傳》中的那句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實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在這句話里,“剛柔交錯”就是晝夜更替、陰陽互動,這體現的是自然界的周期律,即“天文”,而通過對這種自然界的周期現象或“天文”的觀察,人們建立起了超越純粹生物節律的時間觀念,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而“文明以止”則是指,當人遇到因資源而產生的沖突時,可以坐下來協商解決。與動物一旦面對因資源如領地而產生的沖突就只能惡性競爭相比,人是文明的,即“人文”,通過對這種專屬于人的文明表現或“人文”的觀察,人們建立起了超越純粹動物領地的空間觀念,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旦有了這種時間和空間的觀念,人就能進行超越生物節律和領地資源的判斷,建立起什么有價值、什么沒價值的內在準則和外在行為規范。這樣一來,人跟動物就有了根本區別,人成了一種文化的存在。或者說,人也是一種觀念的存在,尤其是價值觀念的存在;人一旦有了價值觀念,才可以說有了真正的智慧,也才不太會被外物所左右,反而能改變甚至創造外物。

    而最重要的價值觀念,或者說第一價值觀念,總是與對終極目標的追求有關。 

    價值之不同于工具,就在于價值總是關乎目標的。第一價值必然關乎終極目標,而終極目標又根植于哪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假設。有什么樣的人性假設,就會有什么樣的終極目標,也就會派生出什么樣的價值觀體系。要理解這一點,或許可以用我們浙江大學的校訓做例子。浙大的校訓是“求是”,而“求是”的內涵就是求真。那么,求真又意味著什么?

    老校長竺可楨曾用王陽明的一句話來解釋“求是”的內涵,即“君子之學,豈有心于同異?惟其是而已。”王陽明說的“惟其是而已”中的“是”,專指“良知”或“天理”,而儒家的“良知”或“天理”,即“仁義禮智”四端及其向“善”的傾向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準則。

    概括地說,浙大的“求是”校訓包含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一是對倫理之真的追求,而倫理之真涉及的是人之為人的核心價值,關乎“做人”的根本;二是對規律之真的追求,而規律之真涉及的是自然和社會背后的規律,關乎“做事”的效率。

    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中指出,“有關是(is)什么的知識并不直接打開通向應該是(should be)什么之門。人們可以對是什么有最清楚完整的認識,可還是不能從中推論出我們人類渴望的目標是什么??陀^知識為我們實現某些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但是終極目標本身以及對實現它的熱望必須來自另一個源泉。我們的存在和行為只有通過確立這樣的目標及相應的價值才能實現其意義。”也就是說,基于事實與事實之間關系的規律之真,并不能保證面向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倫理之真;沒有倫理之真,規律之真的探索和運用很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在科學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當有人說“人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時,大家不妨回過頭看看愛因斯坦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是怎樣探討倫理之真和規律之真的關系的,還有我們的老校長竺可楨在講“求是”時是如何把“仁義禮智”的倫理之真和自然社會的規律之真合二為一的。基于此,我們便可以更深入地思考,到底應該建立怎樣的關于人性的假設? 

    4、探索規律之真不能脫離倫理之真

    在雅斯貝爾斯的名著《論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公元前200-800年被稱為軸心時代,期間人類文明的發展奇跡般地出現了四個文化源頭——古希臘、希伯來、中國、印度。

    在中國,這個文化源頭便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西方,則是希伯來的猶太教先知和古希臘的先哲,而它們最后匯合成了西方文明。

    早在一百多年前,老校長竺可楨那一代學貫中西的人,就已經開始了以“我”為主、兼收并蓄的中西文化融合探索進程。其實,老校長竺可楨對“求是”校訓的兩個不可分割側面的解釋,就是要把來自儒家文化傳統的關于人性的德性假設,和來自古希臘文化傳統的關于人性的理性假設合二為一。這類似于西方把來自希伯來文化傳統的關于人性的神性假設,和來自古希臘文化傳統的關于人性的理性假設相融合。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區別,并不在于以人性的理性假設為基礎的對規律之真的追求,而在于將倫理之真的追求建立在什么樣的人性假設之上。

    人們經常說“科學技術無國界,但學者和實踐者有國籍”。這里的“國籍”并不是護照、地理空間意義上的概念,而是就“信奉的倫理之真不完全一樣、使用規律之真做事或創造價值的模式也不盡相同”的文化意義而言的。因此,我們在理解創新、研究創新和進行創新實踐時,一定不能脫離文化。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在探索和運用規律之真時,一定不能脫離倫理之真。

    遺憾的是,現在很多人眼睛只盯著由規律之真所帶來的各種具體知識及其運用的結果,而忘記了人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的存在,人的一切活動都深深地扎根在文化傳統之中。

    (以上由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根據張鋼在2019年先鋒學子全員培訓暨“教工—企業—學生”黨支部三結對推進儀式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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